如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近年来社会持续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参考值，基尼系数也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自去年开始，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近10年中国基尼系数。从数据来看，10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均高于0.4的国际标准，这表明中国收入差距仍较大。
针对基尼系数及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自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后，已经连续5年缩小。“这个数据肯定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还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无法进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要高于官方数据计算的数值。”
“灰色收入是
数据偏差的主要原因”
《华夏时报》：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一直备受关注。2013年的基尼系数，创10年来新低。这个数据，也引发了专家和民间热议，有的质疑这个数据的可靠性。对此，你怎么看？
王小鲁：到目前为止，国家统计局拥有全国最大、覆盖面最全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调查样本，这两个样本的抽样工作是根据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的，可以相信是符合统计规范的，在反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方面是大体上可信的。应该说，基于该样本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该城乡住户调查数据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它遗漏了很多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或者说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数据统计不准确，这就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例如，根据该城镇住户调查数据，2011年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仅为5.88万元，这在北京连两平米房价也不够。而我的推算为18.84万元，相差至少3倍以上。最高收入居民这样低的年收入水平，根本无法解释房价居高不下、汽车市场火爆、银行的个人存款高达近40万亿元（截至2012年底）、中国居民的大量海外存款和在海外奢侈品市场上的巨额采购等等一系列现象。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数据出现偏差的原因在哪里？
王小鲁：有两个原因导致了数据偏差。一，很多高收入居民都不愿意接受调查，而更替的样本不能保证处于同样的收入水平。因此在样本的抽样过程中会导致高收入样本的遗失，使样本的覆盖面发生偏差。二，纳入样本的高收入居民有很多人不愿意提供他们真实的家庭收入情况，报告的数据严重偏低。尤其是当他们拥有大量灰色收入时更是如此。这种情况在高收入居民中相当普遍。很自然，由于存在上述问题，根据该样本计算的基尼系数也必然是显著偏低的。
“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亟须改革”
《华夏时报》：对于公布的数据，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局长表示，“总体来讲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你认为呢？
王小鲁：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有缩小的迹象，确切地说是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还在增大。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公布的全世界162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或消费基尼系数（不同年份），基尼系数超过0.47的国家和地区只有34个。收入数据不真实的情况在中国很严重，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于很多其他国家，不过发达国家总体而言数据更可靠。即使我们假设世界各国都和中国一样存在低估收入差距的问题，而且程度相同，仍然可以判断中国目前处于世界上1/5收入差距最大国家的行列，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相当严重。
《华夏时报》：造成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在哪儿？
王小鲁：中国目前贫富差距过大实际上是各方面收入分配问题导致的一个最终结果，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诸多问题，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等都在影响收入分配。过去多年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但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过大的收入差距。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除美国以外，收入差距都比我国要小得多。这说明完全可以靠健全制度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内。
在我看来，目前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主要在于制度不健全、腐败所导致的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因此，要打击腐败和控制灰色收入，就不仅需要对权力的行使作出严格的法律界定，建立一系列相应的规章制度，而且需要对公共资源的整个使用和分配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当然，靠政府进行自我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这就需要让政府管理透明化。
《华夏时报》：对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不少措施，但现状并未有多大改变，问题出在哪里？
王小鲁：其实所谓“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收入分配涉及方方面面的体制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专门的收入分配体制，似乎你解决了这个问题，所有的收入分配问题就都解决了；它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涨工资问题或者调个税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是方方面面体制问题的综合反映，所以需要推进多方面的体制改革，否则，收入分配很难改善。有的问题要改、要动，必然会涉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这就会有阻力，所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难度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大体上从计划经济转到了市场经济体制，虽然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有很多问题远未解决，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有非常大的分配资源的权力，但是对政府自身的管理和监督却远远不够，政府自身做事不规矩，透明度低，带来很多负面的结果，如贪污、寻租和公共资源流失等。
《华夏时报》：有不少人因此认为这都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王小鲁：这是一种错觉，我们的收入差距过大，不是市场带来的，而是对市场的限制带来的，是靠权力限制市场、靠权力垄断资源、围绕权力产生腐败等等问题带来的，是改革不到位带来的。或许说，我国之所以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和腐败现象，是因为制度没搞好，法治建设没跟上，社会公众对权力的监督缺乏有效的途径，说明这些方面的改革还远没到位，某些方面在过去某些时期甚至还有些回潮和后退。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区间。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能不能推动改革来解决一系列制度上的问题，改善收入分配。其中包括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善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减少行政垄断，推进财政体制、税收体制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等。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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