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指出，后危机时代，来自发展中国家新兴阶级的消费需求、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将成为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中国需要解决好储蓄率过高的问题，调整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
樊纲从后危机时代产生的一些特点出发分析了全球市场和中国市场将出现的特点。他指出，所谓“后危机时代”是指一个受危机打击比较大的经济还处在相对比较低迷状态的时代。最近的一些迹象表明，美国、欧洲等受金融危机冲击比较大的经济体，可能会进入一个经济低速增长的时期。经济学家估计，这个时期可能要两三年，也可能三五年，甚至有更悲观的估计认为会有十年，称为“美欧经济日本化”。我个人比较乐观，认为肯定存在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但不会那么长。低迷时期过后，由于各国开始实行全面的金融监管，金融泡沫已经破灭。今后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杠杆率会比较低，债务率会比危机之前泡沫顶峰的时候低，从而市场需求增长速度会比过去明显放慢，潜在增长率会比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下降。
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增长相对放缓，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提高，在今后可预见的将来，世界市场扩大的主体部分、世界需求的增量主要会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印度等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代表着30几亿人，既加入劳动大军，又加入消费者群体，这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这会对世界市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也是我们做贸易和投资时需要考虑的。再来分析一下新增需求的主要结构。需求主要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中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所产生的投资需求。这是未来世界市场变化的重要趋势。
中国在世界市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国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今年年底中国的人均GDP有望达到4000美元。这是中产阶级成长的过程，是农民转移到城市开始在城市定居的城市化过程，这两部分人所产生的新增消费需求将是中国未来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在危机时期，中国的汽车消费增长了46%，中国的旅游消费增长了22%，这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是城市化需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这些需求在去年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去年公共投资增长占整个投资需求的50%，巨大的需求支撑了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市场，成为世界市场需求的重要组成。
樊纲在对储蓄投资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城市化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性，以及投资可能产生的市场需求的重要地位分析时指出：
首先要明确的是，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其基本性质不是当前生产能力的投资，而是长期耐用公共消费品，在相当长的时期要发挥作用的，不是在最近几年就形成生产能力、需要马上投入生产、不投入生产就要报废的生产能力。目前来讲，中国不存在很大的基础设施过度投资的问题，毕竟中国还处在发展中的阶段，城市还在发展。
第二，中国目前面临的内部经济结构的最大问题是储蓄率过高。高储蓄率并不是主要来自居民个人储蓄，事实上居民个人储蓄率相对比较低，这些年中国储蓄率迅速提高主要是企业储蓄迅速增高。政府和学者都在想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税率改革等等。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阶段，14亿人口要充分就业，工资增长要跟上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时期会非常长。即使调整政策使储蓄率下降到40%，仍然会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樊纲认为，可以利用储蓄率高的阶段加快城市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能够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量会非常大，很可能会建成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体系，这也会产生巨大的需求。
最后，毕竟中国现在还有贸易顺差，需要努力调整结构实现贸易平衡。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提高，中国会越来越多地需要各种资源和产品。中国的需求越来越集中在高新科技领域，现在面临的一个很重要问题是发达国家对这些产品的出口有限制，不向中国出口。所以一方面是中国要思考在进口方面如何进一步开放市场，另一方面也需要发达国家思考如何在出口方面对我们放开市场。这样世界才会更加平衡，中国的贸易也才能更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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