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机构都代表自己的利益、部门的利益，没有一个机构代表全民的利益。没有一个机构作为协调者在上面协调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实质性的改革是很难推进的。
樊纲（资料图）
11月23日，复旦大学2013年发展论坛举行，主题是改革开放。
樊纲，在论坛上谈了中国改革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樊纲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录音提要：
最近几年人人都在讲改革，人人都在讲制度，我们都不知道该讲什么了，甚至有的时候担心别把这个制度的因素给说过火了，把它夸大了，甚至成为借口。
各个机构都代表自己的利益、部门的利益，没有一个机构代表全民的利益。没有一个机构作为协调者在上面协调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实质性的改革是很难推进的。
必须有一个“孤独”的权力机构来不代表具体的人，来代表全民的利益。希望改革领导小组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改国企，抓大放小，三千万国企职工下岗，这是巨大的利益集团。这次改革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这次要改的是当权者本人的权力，核心的词是放权的问题。这就不太一样了，以前毕竟是改下面的人，消费者也好，职工也好，毕竟还是改下面的人，现在是比较高的当权者本身的利益要触动。
以下为樊纲发言：
我想谈谈当前中国改革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下一步改革当中面临的问题。
第一，我们这些经济学者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制度经济学，一直在研究转轨经济学，至少最近几年人人都在讲改革，人人都在讲制度，制度重要这件事已经深入人心。
这个应该说还是很宽慰的，现在大家都讲改革了，我们都不知道该讲什么了，甚至有的时候担心别把这个制度的因素给说过火了，把它夸大了，甚至成为借口。
但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不光是个制度问题，还是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教育、知识、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等，跟制度很多都是相关的。
制度的改进会释放出生产力来。但是你自己努力不努力，还有些其他的一些社会文化的因素，社会能不能稳定等都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制度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你必须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这些生产的要素、增长的要素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能够改进他们的效果，这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提高效率的障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知识，一个就是我们制度环境。希望这一次再能够通过制度的改进，释放出效率，改变资源配置。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创造制度红利，让改革创造出一部分新的利益来，新的效率来，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可以持续。
第二，过去35年中国取得了伟大成就，这里面包含着我们制度改革取得的红利，也包括我们可以用廉价劳动力，可以搞很多低端的东西，不需要很高级的生产要素，我们不需要很多的创新能力。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中国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只要去模仿，我们只要去引进，只要去吸收，就能够增长，我们搞点山寨都可以增长很快。
过去几十年，这种方法确实还能够保持增长。过去我们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很多投资，后来储蓄率高了，我们多搞点投资，也能支撑增长。
我们还可以有很长的时间搞劳动密集型、一般制造业的产品，加上一般服务业。但是这些越来越多只是维持经济的基本增长，而不可能再提供比别人相对更高一点的增长，这个高增长在这儿说的可不是过热增长，但是原来那些要素将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会减少的，因此就需要依靠更新的一些竞争力。
这个竞争力显然就是创新能力增强、科技发展。我们经过二三十年的学习、消化、吸收，很多企业开始走到前沿，逐步具备了创新能力，但是现在确实受到了局限，就是制度的约束。
前些日子，我见到了一个人大的学生，我问他干嘛呢，他说准备考公务员。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紧跟着问了我说，你是不是看我这样特没出息啊？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出去创业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理想，现在为什么大家觉得创业越来越难了呢？想到创业就觉得好像不可逾越的一种难度。
尽管现在还有很多诱人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但是大家马上就看到了各种障碍，搞个企业费劲比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还费劲，各种政府的障碍。
对很多年轻人来讲，创业或者进入私人部门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加上我们国有部门的收入越来越高，公务员养得也很好。
整个国企这块改革了，把竞争性的都给去掉了，都进到一些垄断性，资源性的产业，这些企业也都挣钱了，国企都挣着钱了，他分给国家的很少，分自己分得不少。
所以考公务员、进国企成了现在大学生的第一选择，这就是问题，反映出我们的活力在丧失，反映出我们的竞争力在丧失，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是什么状态呢？不是说你创业就能成，但是得有一大批人为了创业的结果，那个成果去奋斗，去不断的在那儿奋斗。
第三，大家都很关心腐败问题。
腐败问题的基本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清楚，一开始讨论腐败是讨论道德，政府官员应该道德，应该以人民利益为重，破私立公，道德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教育有没有作用？肯定有作用。
后来就是谈监管，就是惩罚、监督，去想法抓去。但是最基本的问题呢？什么叫腐败，我们从根源上说起，腐败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
有人说我把它扩展一下，利用老板的权力谋私利也叫腐败，但是也是用别人的权力来谋私利，特别是涉及到公权的时候这个腐败令人特别厌恶。从这个定义就可以看到了，公权越多腐败的可能性至少越大。
所以根本的问题，腐败为什么泛滥呢？是因为我们的公共权力还在国家。加上中国现在又处在兴建公共基础设施的时候，属于公钱比较多的时候。大家老是在和发达国家比较，发达国家好像腐败少一点，在他们历史上也有一个阶段多一点，它建基础设施的时候，公钱天天在桌上滚，谁见了都垂涎三尺。官员甚至成为了一个高危职业。
我们搞了那么多公权，腐败可能性大，你监管的成本就大，你负得起这监管成本吗？
从经济学的效果分析是有效益成本的关系在里面的，被发现的概率乘上他被惩罚的成本是他贪污腐败的成本。你人越多发生的概率越小，因此这件事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权力还跟这个事有关系。
现在改革的核心是减少政府权力，扩大市场权力，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根本的含义是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通过资源配置效率把创造力发挥出来，中国人不笨不傻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来发挥这个作用。
第二方面就是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现在的腐败恶化的趋势，比如现在就完全取消腐败我不相信，但是它要恶化下去可是不得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此为核心，从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这么多的改革措施，我觉得确实还是迈出了一大步。
第四，中央决心很大，文件写得很好，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实现，还需要看，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落实。
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是利益集团的阻碍问题。我个人历来认为，改革从来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利益集团的阻碍问题，但是这次利益集团跟以前是有点儿差别，跟以前的重大改革多少有点儿差别。
最初我们搞改革，比如说搞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面对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广大的消费者群体，特别是城市消费者群体，那会儿价格要走市场化，不由政府决定，取消政府补贴，拿着粮票，有拿供应本的人都是利益集团。
他们当时拿这个本能买到便宜的政府提供的东西，你把它取消了，反对意见大了，所以当时用了12年的时间，一直到1992年才取消粮票，逐步用双轨价格制的办法，那是一个大利益集团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改国企，抓大放小，三千万国企职工下岗，这是巨大的利益集团，而且国家职工，无产阶级，你要去让他下岗，这个阻力当时可想而知，非常大。不光是下岗的人难受，找下岗职工谈话的人也很难受，我觉得更难受，家里还有被扔炸弹的危险。
但是，这次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这次要改的是当权者本人的权力，核心的词是放权的问题。这就不太一样了，以前毕竟是改下面的人，消费者也好，职工也好，毕竟还是改下面的人，现在是比较高的当权者本身的利益要触动。
如果再说到动力，应该说是我们现在的各地政府，因为地区之间有很多差异，即使你不以GDP为标准了，你以更多的其他东西来作为标准，如果你相信好的制度能带来更好收益的话，这是我们研究改革的基本的逻辑，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提供的东西多一点。
那么，我们实行新制度的特区，能够比别的地方获得更多的利益的话，人们会为了这个利益去竞争。
地方政府愿意获得这块新的红利，新的利益，他还是有动力的。所以以前是中央不号召，现在中央号召了，我们突破改革，相信很多地方政府创造力本身也会发挥出来，它本身的利益诉求也会在这里面起到推动力的作用。
我相信，这个改革还能够进行下去，能够取得成果，这次确实改革方法有了新的举措，我突出讲一讲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我们多年来一直建议要有一个改革的领导机构，为什么呢？过去把这领导机构一撤，改革就成了各部门的事情。各部门都向自己的利益倾斜，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因此有的改革越改控制力越强，市场觉得反倒不好，这是其一。
其二，互相推诿，没有一个改革的最高的协调机构，因为很多改革都是涉及各个部门的，一个综合性的事情，互相推诿、互相扯皮，没有人在上面协调，特别是没有一个机构代表全民利益。
各个机构都代表自己的利益、部门的利益，没有一个机构代表全民的利益。没有一个机构作为协调者在上面协调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实质性的改革是很难推进的。
这次终于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你必须有一个“孤独”的权力机构来不代表具体的人，来代表全民的利益。希望改革领导小组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逐步推进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要希望明天就见成果。尽管要抓紧，但是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希望这一次中国确实能够上一个台阶，能够使我们的发展增长进一步进行下去，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平衡。
来源：大公网 （未经樊纲本人审阅，卢雁、李淑平、徐笛整理。）
|